汉和唐，是中国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。 上一篇讲了汉代，汉代的政治传统，皇权和相权是划分的，到了唐代，制度又发生了变化。 如果说汉代的宰相是“领袖制”，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；唐代的宰相则是“委员制”，相权分别给到几个部门共同负责，什么事都是经过各个部门会议决定。 这一篇还是按着政府组织、考试选举、经济财税和兵役制度，聊聊唐代政治的演变与得失。 一、中央政府：三省六部与政事堂。 唐代政府最大的变化，是相权一分为三，称为“三省”，一中书省，二门下省，三尚书省。 三省职权合起来，略等于汉朝的宰相，为什么略等于，因为这监察权（御史台）没包含在内。 那三省是怎么分工呢？ 中书主发令，政府一切最高命令，名义上是皇帝的诏书，诏书唐代叫“敕”，但其实皇帝自己并不拟敕，是由中书省拟定，因为中书原来也是在内廷掌管文件的。 中书省里，有七八个“中书舍人”负责拟稿，大家各自写，叫“五花判事”。写完后再由长官选定一稿，呈送皇帝画一个“敕”字。 门下主复核，皇帝画完敕，命令送到门下省，门下省的“给事中”给到意见。门下省觉得这命令不行，可以把原诏书批注送还，这叫“涂归”或“封驳”。 所以，门下省掌握着“副署权”，没有副署，皇帝的诏书是发不下去的。 尚书主执行， 诏敕经过中书定旨、门下复核后，就送到尚书省执行。 所以，尚书省只有执行权，没有决定权。 估计你也看出来了，这套制度有个问题，假如门下省老是把命令退回来，那这政令就发不去了，中书省也不想干了。 所以，唐代有个规定，在下诏敕前，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，开会的地方叫“政事堂”，大家先在政事堂里商量好，定下来了，再去走流程。 现代县域政治也是这样，也是先小会把争议与问题先解决，再上大会，估计也是受此启发。 中书省，在武则天时改称凤阁，门下省改称鸾台，当时有言：“不经凤阁鸾台，何名为敕”，所以，钱穆先生指出，从法理上说明，中国传统政治，皇权并不能完全专制，皇帝并不能随便越过宰相直接发命令。 再聊聊尚书省。 尚书省下设六部：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。 比起汉代九卿，自带有皇家私职气味的官名，比如，光禄勋原本是门房，太仆是赶车的，唐代六部显然更拿的出手，所以后面管理国家政务的正式机构，从唐代到清代，用了一千多年，也算是中国政治史政治意识的一大进步。 二、地方政府：唐不如汉。 虽然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比汉代进步了，但地方政府，唐却不如汉。 汉代地方行政只有郡、县两级，官级少，升转灵活，地方官的郡太守与中央官的九卿差不多；唐代，逐渐实行中央集权，内重外轻。 唐代，地方最低一级还是县，上面是州，州设刺史，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，任用权全部集中到中央的吏部。 唐代地方官地位低，怀有“五日京兆”之心，只盼着升迁。 所以，让了让地方官有个其他的盼头，政府又把州县分成多个级别，让他们一级一级往上升。 级别多了，人事变动大了，行政效率自然就降低了。 行政效率低点也没有啥大问题，最主要的问题在监察制度上。 汉代，御史大夫是副宰相，监察皇宫和朝廷；唐代单独设了“御史台”，这样监察权脱离相权独立了。 唐中宗后，御史台分左右御史，分巡地方的叫“监察使”，后来又改为“观察使”。他们是中央派去巡视的官，实际上又是驻在地方，变成了地方更高一级的长官。 本来地方行政只有州县二级，就变成了道州县三级。 如果监察使巡视边疆，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，中央要他随宜应付，给他全权，这就成了“节度使”。 节度使，可以指挥军事、管理财政，用人大权也在他手里，渐渐地，就形成了“藩镇”，这就叫叠床架屋，本来是想加强中央集权，派个大吏去剥夺地方职权，结果反而变成尾大不掉。 安史之乱，就是由此产生的，甚至唐室的崩溃，都可以归因这个制度上。 三、选举制度：从门第到科举。 唐代的选举制度，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，有了科举制。 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选拔人才靠“九品中正制”，就是任命一个德高望重的高官担任“中正”，来对当地人员评定九品，包括家世、品行以及才能，初心是好的，选贤，但后面就变味了，变成了只看门弟出身，最终导致阶级固化。 唐代，改成自由竞选，所谓“怀牒自列”，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，不需要中正评定，自己报名，参加中央考试。 这制度，显然是进步的，汉代选举，是由地方政府察举，现在自由报考，唯一限制是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，要求“身家清白”。 礼部考才学，吏部考干练，考取后，就有做官资格。 科举制度显然在“开放政权”。汉代选举，是从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；唐代公开竞选，是从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。唐代开放的范围，比汉代更广大，更自由。当时非门第出身的贫穷子弟，往往借佛寺道院读书，也能考中做宰相。 但唐代科举也有毛病，报考没有限制，录取名额不得不逐步放宽。全国知识分子求官的多，只好扩大政府组织，于是有了“员外”官、“候补”官。 所谓“士十于官，求官者十于士”